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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刑辩大讲坛】第一讲:陈瑞华――刑事辩护的中国问题

2014-11-18 16:36:59来源:原创阅读:1643次

    一、刑辩律师的成长  
    刑辩律师的成长基本上遵循着这样一套轨迹:最初没有案源,做法律援助案件,慢慢到的有案源,做暴力犯罪辩护,再慢慢走向职务、经济犯罪辩护,再往前走向单位犯罪辩护。这是一个技术含量越来越多,最终走向高度精致化、专业化、技术化的过程。这个过程中,辩护律师成长靠的是法律素养不断积累。这种法律素养包括杰出的写作能力、出色的表达能力以及灵活的政治智慧。青年律师应该从此三方面自我训练、努力成长。  
    二、辩护权的主体  
    谁是辩护权的主体?这是刑事辩护理论和实务中面临的头号难题。我们以往对辩护权主体的认识存在以下三个问题:
    第一,否定被告人的阅卷权。担心如果赋予被告人阅卷权将导致被告人串供、翻供,会影响刑事侦查、审判。其实,这里需要对翻供问题重新认识。翻供其实刑事辩护权的一种表现形态。如果赋予辩护权,却又禁止翻供,这种逻辑是荒谬的。被告人的阅卷权其实可以从新刑诉法的37条第4款中“核实证据”的规定解读出来。  
    第二,单向会见权。如今一提会见权,都认为是律师会见在押嫌疑人的权利了。其实,律师的权利经常具有双重性。面对公检法是权利,面对客户是义务。会见权的主体是双重的,会见权应该具有双向内涵,既是律师要求国家司法机关安排会见被告人、嫌疑人的权利,也包含被告人、嫌疑人要求会见律师的权利。  
    第三,否定被告人的调查权。如今调查权,也仅仅理解为律师的调查权,律师调查难,被告人调查更难。其实调查权本来就不是一种官方的权利,让取保候审、享有人身自由的被告人享有调查权并无不当。  
    如果反思辩护权的主体问题,明确了被告人才是辩护权所有权的主体,辩护律师是辩护权使用权的主体,那么辩护律师在职业操作下,应当注重三点问题:  
    第一,要在开庭前与委托人充分沟通,保证委托人的知情权,保证开庭前的最后一次会见,形成辩护思路;第二,重大专业问题,在找专家前,要先与被告人协商,他可能是领域的专家;第三,尽可能地安排会见,尤其在委托人提出要求的时候,应去会见。只有如此,辩护人和委托人关系才能理顺,并形成优势互补。  
    三、辩护人与委托人的关系  
    施洋大律师情结对我国律师的影响很大。这种文化有其消极的一面,它宣扬律师应为真理而辩,为正义而辩,在个案中宣扬的政治主张、政治观点。这里值得思考的问题是,辩护律师到底应谁而辩,为谁服务的问题。进而引申出来的问题:如果辩护人与委托人的意志发生相左怎么办?  
    理顺辩护人与委托人的关系,解决两者意志冲突应该按如下操作:  
    第一,两者关系的第一要素是,律师必须忠实于委托人的利益,履行代理人的职业伦理。在律师这个行业,客户的职业伦理高于了一般的社会公共道德,高于真理、正义道德。律师必须保守职业过程中所知悉的客户的秘密。  
    第二,律师保护客户的利益是有限度的。律师应该追求消极的真实观,不要追求积极的真实观。就是说,律师不能为客户毁灭伪造证据,威胁恐吓证人。  
    第三,律师与委托人之间关系是契约关系。因此解决两者关系,可以在合同中明确约定好哪些事情可以做,哪些事情不可以做;收费约定不应是一揽子收费,应当收费项目单位化、细致化;要有解除合同的责任条款,明确什么情况下触犯了底线要解除,防患职业安全。  
    四、独立辩护问题  
    独立辩护的理论与早年对律师的定位相关。在1982年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暂行条例》将律师定位国家法律工作者,这一身份决定了律师要独立辩护,不受委托人意志的左右。但是随着1996年《律师法》将律师定位为社会工作者,到2007年《律师法》定位为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的专业人士,律师的社会公共色彩就越来越淡了,独立辩护理论与律师的定位逐渐失去逻辑自洽性。如今面临的问题是,律师有法律代理人的法律身份,却没有树立起法律代理人的职业伦理。  
    如今,独立辩护理论产生的后果是:第一,独立辩护人的理论在逻辑上不成立,无法解决维护委托人利益这一最基本的职业伦理;第二,解决不了谁是辩护权的最终决定者的问题?尤其是当两者的观点发生冲突的时候;第三,在实务上,会发生大量的利益相左,发生矛盾,产生投诉。  
    全国律协刑辩委员会,起草的最新方案将独立辩护的这一条取消了,变成了“律师从事刑事辩护活动要在法律的范围内,忠实于客户的利益,最大限度的维护犯罪嫌疑人、辩护人的合法权益”。这就回到了辩护人法律代理人的本来面目,把这个问题解决了。  
    五、有效辩护问题  
    有效辩护是域外的概念,是指国家的法律不仅要保障嫌疑人、被告人获得律师帮助,而且要保障获得尽职、尽责、敬业的律师的帮助。这一概念在我国是缺失的,产出了一些问题:律师收费上缺少有效的约束,有些律师不提供与收费相称的法律服务;辩护质量没有最低的服务标准,没有底线;律师办理法律援助案件质量普遍很低。  
    在国外有限辩护的认定是通过什么是无效辩护界定的。域外认定无效辩护的标准有:第一,没有律师参与,绝对的无效辩护;第二,律师不阅卷,不会见,不调查;第三,律师法庭上,辩护观点直接与被告人的观点对立、向左的,导致辩护效果下降的;第四,律师明显懈怠的。  
    无效辩护的两个后果。一是法院以律师无效辩护为由,撤销原判,发回重审;二是被告人要求赔偿。  
    在我国,要想从刑诉法227条第5项发育出无效辩护是比较难的。但是有一条路径比较可行,即通过行业自治,将无效辩护的标准纳入律师协会的规范中,作为律师职业惩戒、赔偿的依据。即在律协的行业内部规范中设置辩护服务的最低质量标准。  
    六、律师辩护的操作方式  
    最近几年,出现了一种辩护操作方式,利用公共媒体、舆论、网络披露尚在审理中的案件信息,以抗议法院的不公正审判。其实,这种方式并不妥当,正确的操作方式是:  
    第一,穷尽法律程序的内部救济。如果对法院的裁判的结论不服,如驳回非法证据排除、二审开庭证人出庭作证的申请,律师应当要求法官说明理由,并请他写到庭审笔录中,或以其他书面方式答复。这个理由就可以作为律师向上级法院上诉救济的对象。  
    第二,讲究政治智慧。比如通过人大代表提案,可以促使一些案件再审。  
    第三,法律人是有边界的。法律人的身份开始于合同有效成立之初,终于合同结束之时。法律程序一结束,律师就不再是个案中的辩护律师,若此时仍旧认为法院不公正,就可以社会活动家、政治活动家的身份去推动一些改革,在网络上呼吁。   
    总之,律师应当遵守自己的职业伦理、职业规范,尊重法官所代表的法治秩序,将政治主张、社会活动跟律师辩护相分离,在职业的范围内展开辩护。